1983年，春寒料峭。 我撕了县一中张贴的“高考报名截止名单”。 名字没在上面。不是漏了，是老师亲手划掉的——他说：“云宁，你别折腾了，你是咱们村最有潜力的女孩，可潜力不是命。” 我站在办公室门口，冻红的手指攥着铅笔盒，里面装着三年来攒下的橡皮头、断水的钢笔，还有一张皱巴巴的全国地图。 “我要考大学。”我说。 他叹气：“你和程止的婚期都定好了，三月八，放炮请客那天你还在刷题？你妈十六岁就嫁人，你现在还想往外跑？” 我没说话，转身走了。 程止知道后，在晒谷场上堵我。他喝多了地瓜酒，脸涨得像猪肝，当着一群看热闹的村民吼：“宋云宁！你个臭娘们，真以为自己能飞出这山沟？” 风卷着稻草打在我脸上。 我看着他，忽然笑了：“你说对了，我确实不想围着你转——我这辈子，连锅台都不想围。” 他愣住。 我继续说：“你说我疯也好，不孝也罢。但我不嫁你了，也不留在这儿了。” 那天夜里，我家门口响了一整晚的鞭炮。不是喜事，是闹的——程止家请人放的，意思是你不要我，我就让你全村都知道。 我没哭。 第二天鸡叫第三遍，我背着帆布包出门。包里是两件换洗衣裳、五本手抄笔记、一张准考证。 天边刚泛白，山路雾蒙蒙的。走到村口老槐树下，我回头望了一眼。 影影绰绰有人站着，没喊我，也没追。 我知道那是谁。 但我没再回头。 后来听说，程止把那包鞭炮钱算到了我头上，说我欠他一场婚礼。 可他们不知道—— 我欠自己的，是一整个世界。 1985年，宋云宁为专心备战高考，忍痛与程止分手。程止赌气之下，迎娶了一直嫉妒宋云宁的杜盈。七年后，宋云宁携厂长丈夫衣锦还乡，计划回村兴建机械厂，不仅自掏腰包给每户村民发放一万元拆迁补贴，还带来了收购合同，却不料遭到程止与杜盈的联合阻挠，二人煽动村民一同对其百般欺辱，昔日旧怨与现实冲突激烈爆发。